满眼生机转化钧:《周易》与中华民族文化精神
发表时间:2018-09-20   来源:光明日报

 

  

    北京天坛的建筑结构融会了易经思想。天坛圜丘四天门的命名是由《易经》的《乾》卦而来,即“元、亨、利、贞”。

  

    清华大学校训碑。“自强不息,厚德载物”八字来源于《周易》“天行健,君子以自强不息”“地势坤,君子以厚德载物”。

  《周易》作为“群经之首、大道之源”,数千年来,高踞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神的源头,内蕴博大精深,万有齐备,密切地联系着整个社会人生。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引用《周易》中“穷则变,变则通,通则久”这一论述,阐明改革开放是“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”的道理。穷则思变,变中求新、新中求进、进中突破,这是中国先哲对事物发展变化规律的深刻总结,也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现实写照。

  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,自强不息的奋进精神,刚健有为的创新理念,这是贯穿于《周易》中的三个带有根本性的思想理念。它们在变通思维的统驭下,相生相发,相辅相成,三千多年来,成为优秀传统文化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,中华民族历久弥新、生生不息的内在支撑力,充实核心价值观的正能量。

  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

  建立在变易思想基础上的忧患意识,在中国古代典籍中最早见于《周易》。“作《易》者,其有忧患乎!”(《系辞》)一言撮要,统括全局。这里讲的危亡、忧患,应该是广义的;远古先哲富有预见性,既有由于天敌施虐、洪水泛滥的自然忧患所产生的“人天之忧”,更有社会、人生、心灵方面的忧患,表现出深深的惕惧与挂虑。

  而其哲学基础,则是“泰极而否”“盛极而衰”“物极必反”的变易思想,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生存智慧。由于远古先哲抱有尊天道、重人谋、诉求于内心的内省式的心性特征,因而其卜筮、占卦,往往建立在深而且广的忧患意识之上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忧患意识乃是远古先哲作《易》的原始动机。正是凭借着这种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和朝乾夕惕的进取精神,才使得这个伟大而多灾多难的民族,能够在数千年间始终生生不息、巍然屹立,并不断地发展进步,创造了举世无双的人间奇迹。

  中华民族古代哲人的忧患意识,直接导因则是对于客观规律和时势分析的准确判断。《系辞》中明确指出:“《易》之兴也,其当殷之末世、周之盛德邪?当文王与纣之事邪?是故其辞危。危者使平,易者使倾。其道甚大,百物不废。惧以终始,其要无咎。此之谓《易》之道也。”危惧始得平安,而慢易则必致倾覆,所以,必须惧以终始。这样,就有望防止差错以至祸患的出现。

  《易》卦辞、爻辞中,多见凶、咎、吝、否、损、陨、乱、困等负面占断之辞。《系辞》分析认为:“吉凶者,失得之象也;悔吝者,忧虞之象也。”吉凶讲的是人事得失的结果;悔吝则是指面对得失、休咎所持的态度。由于具有忧患意识,及时发现纰漏并加以改正,使得事物向好的方向发展,这就是悔;反之,有了小的过错而不及时改正,就会使事物向坏的方向发展,这就是吝。目的在于告诫人们,要有忧患意识,善于补过迁善,以趋利避害,化凶为吉。

  《周易》中《临》卦卦辞说:“临。元亨利贞,至于八月有凶。”亨通顺利,则盛极而衰。宋代理学家程颐对此解释说:“阳道向盛之时,圣人豫(预)为之戒曰:‘阳虽方长,至于八月,则其道消矣,是有凶也。’大率圣人为戒,必于方盛之时,方盛而虑变,则可以防其满极,而图其永久。若既衰而后戒,亦无及矣。”在《复》卦中,讲周而复始,物极必反,“反复其道”(卦辞),强调事物发展到了顶点就要转向反面。《泰》卦中《九三》爻辞也讲:“无平不陂,无往不复。艰贞无咎。”无平不陂,即平原都有坡坎。宋代李光在《读易详注》中解释说:“治乱存亡,安危之相,固如阴阳寒暑之必至,有不可易者。惟圣人为能因其盈虚而消息之,使常治而不乱,常存而不亡,常安而不危也。消息之道,岂有他哉?兢业以图之,危惧以处之,当治安而不忘乱亡之戒,则可以保其治安而无咎矣。”

  从一定意义上说,成功也是一个陷阱。因此,当事业有成之时,古人总是提醒要特别惕戒。《既济》卦辞:“既济。亨小。利贞。初吉终乱。”就是提醒人们要慎重对待成功,否则起初吉利,最终还会紊乱不堪。《象》辞曰:“水在火上。既济。君子以思虑而豫防之。”上水下火,一则通过加温,烹饪获得完成;二则相互制约,有利于健康发展。水火既济,象征事业成功,功德圆满。在这种情况下,君子总是虑远谋深,预防蹉跌失误;至于身处险境,那就更是惶惶而不自安,慎惧从事。《履》卦《九四》爻辞曰:“履虎尾。愬愬,终吉。”愬愬,恐惧也。踩到老虎尾巴上,比喻处境十分险恶。但只要心存戒惧,小心应对,最终总会化凶为吉。《困》卦《上六》爻辞曰:“困于葛藟,于臲卼,曰动悔有悔,征吉。”困于葛藟——被葛藤缠绕困住;臲卼——身在高危之处,心惴惴然。据李光解释,这句话的意思是:“当困极之时,若曰动,必有悔;而不思变动,则益入于困耳。若能悔前之失,穷而思通,必济矣。”

  谨言慎行,韬光养晦,也是应对恶劣境遇的一种策略。《坤》卦《六四》爻辞曰:“括囊,无咎无誉。”意为将口袋收紧,无获亦无失,虽然得不到赞誉,但可免遭灾难。所以,《象》辞曰:“括囊无咎,慎不害也。”将口袋收紧,可以免遭灾难;谨言慎行,没有害处。《离》卦《初九》爻辞:“履错然,敬之,无咎。”意为深夜传来一片错杂的脚步声,应有所警惕,才可望安然无事。魏晋时期王弼《周易注》:“错然者,警慎之貌也”,“以敬为务,辟其咎也”。综上所述,无论是身处顺境、逆境,只要能心存戒惧,妥善处置,都可以立于不败之地。

  根本问题在于慎终如始,时时保持清醒的忧患意识。谨慎之道,突出表现为防微杜渐、小中见大、因中见果,把握量变与质变的辩证规律。《坤》卦《初六》爻辞,有“履霜,坚冰至”之语。按照当代著名学者高亨的解释:“履霜,秋日之象也,坚冰,冬日之象也,‘履霜坚冰至’者,谓人方履霜,而坚冰将至,喻事之有渐也。”关于“事之有渐”的道理,《易传·坤·文言》解释得至为深刻:“积善之家必有余庆,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。臣弑其君,子弑其父,非一朝一夕之故。其所由来者渐矣,由辩之不早辩也。《易》曰:‘履霜,坚冰至。’盖言顺也。”“顺”字,历代学人有不同理解:朱熹认为,古字“顺”“慎”通用,意为上述文字讲的是慎微;也有一些学者主张照字面解释,就是顺乎自然规律。踩到地面的霜,便知道冰雪寒冬快要到了,这是顺应自然规律。程颐对此也有解释:“明者则知渐不可长,小积成大。辨之于早,不使顺长。故天下之恶无由而成,乃知霜冰之戒也。”不论哪种解释,说的都是事物由小至大、由个别到一般、由量变到质变的发展变化过程,要求人们防微杜渐,避免大的祸殃发生。

  关键在于“辨之于早”。就此,《系辞》引用孔夫子的话:“知几,其神乎!”“几者,动之微,吉之先见者也。”几,微也,亦即事物发展变化的苗头,吉凶祸福的征兆,所谓“一叶落而知天下秋”“风起于青萍之末”。知几,强调于安乐之时早自为计,在泰之伊始就警惕否对于泰的颠覆,防微杜渐,未雨绸缪。

  这里涵盖了或者说体现了三方面的辩证思想、哲学智慧。首先,它是建立在否定之否定的规律的基础之上,“反者道之动”,物极必反;第二,是量变与质变规律,“事之有渐”“履霜,坚冰至”,说的正是这个道理;第三,与质量互变规律紧密联结的因果律。在客观事物或现象彼此制约、相互影响的过程中,原因引起其他事物或现象产生,结果则是其他事物或现象由量变化为质变的实现形式。

  自强不息的奋发进取精神

  自然现象与社会生活中的忧患,是客观存在的,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。忧患具有两面性,关键在于如何去应对它。宋人诗中有“一生忧患损天真”(欧阳修)、“少年忧患伤豪气”(王安石)、“忧患侵凌志气衰”(陆游)之句,说的都是人们面临忧患丛生的环境与际遇,身心会受到极大伤害。这一点不容否认。《系辞》中也说了:“既辱且危,死期将至。”所以,面对忧患必须惊觉、警醒,这样就有望化危为机,否极泰来,所谓“置之死地而后生”。“殷忧启圣,多难兴邦”之古训,所揭示的正是这个道理。大前提是具有清醒的危机意识,进而激发自强不息、昂扬奋发的积极进取精神。

  《乾》卦《九三》爻辞曰:“君子终日乾乾;夕惕若,厉,无咎。”说的是君子终日不懈,自强不息,即使到了晚上也抱有警惕之心,不敢松懈。这样,即便遭遇险情,也可安然无恙。因此,其《象》辞曰:“天行健,君子以自强不息。”孔颖达在《周易正义》中释为:“天行健,此谓天之自然现象。君子以自强不息,此以人事法天所行,言君子之人用此卦象,自强勉力,不有止息。”天道的本质特征是健,健是运行不息的意思——四时交替,昼夜更迭,岁岁年年,无休无止。君子应效法天道之健,自立自强,奋发进取。《恒》卦卦辞曰:“恒,亨。无咎。”恒,久也。像自然的恒常不变,人的壮心也迄无止息。亨,意为亨通顺利,没有灾患。这里强调的是守恒道,树恒心。《彖》辞曰:“天地之道,恒久而不已也。利有攸往,终则有始也。日月得天而能久照,四时变化而能久成,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。观其所恒,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。”利有攸往,说的是利于出行,有所作为。

  《周易》卦爻中对于自强不息精神有精辟的阐述。《乾》卦以龙为喻,或隐或显,或潜或跃,或升或飞,表现刚健有为、富有生命力的积极奋发状态。著名学者曹础基就此作如下解读:

  《周易》对中华民族、对中国有什么影响?可以说,《周易》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。

  《周易·象传》说:“天行健,君子以自强不息”。意思是:象征天(即自然)的运行,为健(通乾,帛书作键)卦,君子效法它,自我发愤图强,永不停息。

  《乾》卦中写了龙在不同阶段的形象:潜伏─开始出头─兢兢业业、小心谨慎─跃跃欲试、大显身手─飞黄腾达─适可而止。

  早在一百多年前,梁启超就曾在清华大学以“自强不息”为中心话题发表演说。他说:“君子自励,犹天之运行不息,不得有一曝十寒之弊。且学者立志,尤须坚韧强毅,虽遇颠沛流离,不屈不挠;若或见利而进,知难而退,非大有为者之事,何足取焉。人之生于世,犹舟之航海,顺风逆风,因时而异。如必风顺而后扬帆,登岸无日矣。”

  这种自强不息精神,展现出一种刚健之美。《周易》崇尚刚健,在《乾》《震》《豫》《大壮》《大畜》诸卦中都体现了这种以刚健为主导的审美取向。《大畜》卦《彖》曰:“刚健笃实辉光,日新其德。”高亨先生作注,曰:“天之道刚健,山之性厚实,天光山色,相映成辉,日日有新气象。”《乾卦·文言》曰:“刚健中正,纯粹精也。”看得出来,在《周易》中是把刚健与笃实、中正、纯粹这些可贵的素质联系在一起的,弘扬了厚重诚笃、中正不倚、坦诚直率的风格、思想、信念。《大壮》卦辞曰:“大壮,利贞。”《彖》曰:“大者,壮也。刚以动,故壮。大壮,利贞,大者,正也。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见矣。”壮而且大,壮而且正,展现一种刚强、正大,生命力勃发的奋进气概。

  《周易》中所倡导的刚健有为,体现一种不屈不挠、愈挫愈勇、坚不可摧的崇高品格与顽强精神。《需》卦《彖》曰:“需,须也,险在前也。刚健而不陷,其义不困穷矣。”须,意为等待。由于险阻在前,特别需要一种顽强、刚毅、健勇的奋斗精神;但应该静以待时,不能莽撞行事,这样就可以摆脱困境。

  说到刚强、正大,生命力勃发,坚不可摧的顽强奋斗精神,人们会联想到作为“中华民族脊梁”的优秀学人。比如,汉代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,他就是一位出色的代表。天汉二年(公元前99年),正当他全身心投入撰写《史记》之时,却因“李陵事件”而遭受腐刑,他忍辱苟活,为的就是要实现宏伟抱负——完成《史记》撰著。如同他在《报任安书》中所说的:“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”,“虽万被戮,岂有悔哉”。以半百之年,获释出狱,苦熬硬拼十四载,最后完成了这部史学杰作。同样的强者,还有唐代高僧玄奘法师,西行舍身求法,“乘危远迈,策杖孤征”,十有七年,历经无数艰难险阻,终于实现了伟大抱负。明末清初大学问家王夫之,“迄于暮年,体羸多病,腕不胜砚,指不胜笔,犹时置楮墨于卧榻之旁,力疾而篡注”(《姜斋公行述》)。他们所体现的,都是《周易》中倡导的这种终日乾乾、自强不息的奋进精神。

  唯变所适、革故鼎新的创新理念

  中华民族是一个富有创新理念的民族。早在三千五百年前,商朝的开国君主成汤就把“苟日新,日日新,又日新”这九字箴言刻在沐浴之盘上,用以警戒惕励自己。而这种创新求变的观念,又与产生于更早年代的阴阳八卦的意象恰相吻合。接下来,始编于殷周之际,作为上古巫文化遗存,由卦象、卦辞、爻辞组成的《易经》;特别是战国中后期产物、汇集解《易》作品的《易传》,更是进一步阐扬了这一理念。

  创新的实质,是除旧布新,革故鼎新。《说文》释“创”:“伤也,从刃”。“创”的原意是损伤。学者指出,《周易》中的创新图变精神体现在生生不已的创化、创造的流变之中。创新化育,不是单纯的量的叠加,而是通过除旧布新,实现新质的生成。《革》《鼎》二卦,充分体现了新陈代谢、革故鼎新的基本理念。

  《革》卦《彖》曰:“泽中有火,革。”传统解卦,说是《革》卦属于异卦,按照卦象分析,上兑为泽,下离为火,泽中有潜伏的火,水火相叠而交迸。水在上浇于下,火在下升于上。火旺水必干,水大火将熄。二者相生相克,互不相容,急需变革,也必然出现变革。《乾》卦《文言》中亦有“乾道乃革”之语。革,就是变革、革新、革命。而《革》卦之后紧接着《鼎》卦,目的就在于彰显“革故鼎新”之义。《易传·杂卦》指出:“革,去故也;鼎,取新也。”强调的都是推陈出新,除旧布新。

  创新、创造、创化,乃天地之大德。《系辞》指出:“日新之谓盛德”。以“日新”为“盛德”,所强调的正是创新精神。又说:“天地之大德为生”。著名哲学家张岱年指出,作为“天地之大德”,生的本意是创造。承认“生生之谓易”,就是把世界和人生都看作不断创新的过程。只有不断变化、不断创新,才能永葆生机。

  创新、创造的指导原则是“顺天应人”。《革》卦《彖》曰:“天地革而四时成。汤、武革命,顺乎天而应乎人。革之时,大矣哉。”“革命”一词即滥觞于此。“顺乎天”,指顺从客观规律与时代潮流;“应乎人”,指顺应人民意志,切合社会需要、国情民心。对此,高亨解释说:“改革乃自然界与社会之普遍规律,但必须应时之需要。天地应时而革,所以四时成。汤、武应时而革桀、纣之命,所以顺天应人。革之应时,乃能成其大也。”充分阐明了实施变革和掌握变革时机的重要性。荀子关于“顺天应人”有如下解说:“汤、武非取天下也,修其道,行其义,兴天下之同利,除天下之同害,而天下归之也;桀、纣非去天下也,反禹、汤之德,乱礼义之分,禽兽之行,积其凶,全其恶,而天下去之也。天下归之之谓王,天下去之之谓亡。”古代先哲一致认为,“顺天应人”,这是改革、创新、革命所应遵循的准则。《周易》突出阐扬了这一思想观念。

  随时为变,随机应变,这是解读《周易》的象数爻辞,特别是创新、创造、创化意蕴的一把钥匙。中国古代哲学特征以及思维方式,反映在认识上,往往偏重时间的流动,凡事以时间为本位,以时间统驭空间。“革之时,大矣哉”。《周易》中多处阐发“时”的观念。“时”,言简而意丰,一般理解为审时度势。《系辞》指出:“《易》之为书也”,“不可为典要,唯变所适”。明确指出,《周易》这部书绝非僵化的经典,其核心理念是一切以客观实际为依归;也就是说,唯有因时而变才能适应客观实际需要。《周易》反复强调:“变通者,趋时者也”(《系辞》);“时止则止,时行则行。动静不失其时,其道光明”(《艮》卦《彖》辞)。所谓趋时,“正指人事之适应。故古人言变,每言时变”(钱穆语)。而动静、行止,则是讲以时进退的处世之道,苟不知时,无以言变。

  创新、创造、创化的根本目的,是要永葆进升态势、勃勃生机。哲学家方东美指出:“创新资源正是其原始的‘始’,像一个能源大宝库,蕴藏有无限的动能,永不枯竭;一切创新在面临挫折困境时,就会重振大‘道’,以滋润焦枯,因此,创新永远有新使命。纵然是艰难的使命,但永远有充分的生机在期待我们,激发我们发扬创造精神,创新的意义因此越来越扩大,创新的价值,也就在这创造流程中,越来越增进了。”

  《升》卦《初六》爻辞:“允升,大吉”。进而上者曰升,亦有通达之意。《升》卦《彖》曰:“柔以时升。”意为以柔道而进,并顺合时机而进升。《象》曰:“地中生木,升。君子以顺德,积小以高大。”处此时位,犹如树木从地上不断向上生长,木得地气滋养,所以上升。汉代郑玄曰:“升,上也。坤地巽木,木生地中,日长而上”。而且,这种生长一定是持续的。正如朱熹所言:“木一日不长,便将枯衰。”

  说到朱夫子,我联想到他在福建漳州任职时,为开元寺题写的一副对联:“鸟识玄机,衔得春来花上弄;鱼穿地脉,挹将月向水边吞。”笔下的飞鸟、游鱼生意盎然,让人感受到大自然生机活泼的意趣。曾国藩也曾写过一副对联:“不除庭草留生意,爱养盆鱼识化机。”上联是说,有意不除去庭院中的野草,为的是欣赏它的盎然生机和盈盈绿意;下联讲,爱养盆鱼,是因为通过它们可以亲近自然,领悟人生的乐趣,进而识得造化的玄机。对联受到了陶行知先生的称赏,特意给自己取号为“不除庭草斋夫”。朱、曾两位用的都是北宋著名理学家程颢的典故:程颢书斋窗前,茂草芊芊,覆阶掩砌。有的朋友劝他加以芟锄,他说:“那可不行!我留着这些青青茂草,是为了经常能见到造物生意。”程颢还曾在盆中养游鱼数尾,读书、讲学之余,时往观之。有的朋友问他:“几头小鱼有什么好看的?”他说:“我要观赏万物生生自得之意。”这些典章、故事,在《宋元学案》和《河南程氏遗书》中都有记载。

  《吕氏春秋》有言:“流水不腐,户枢不蠹。”求新、求变,既是天时、人事的既定法则,更是永葆旺盛生机活力的根本途径。

  清代诗人赵翼的七绝,热情地咏赞了这种创生变化中所体现的化机与生意:“满眼生机转化钧,天工人巧日争新。预支五百年新意,到了千年又觉陈。”(王充闾 辽宁省作家协会名誉主席,曾获首届鲁迅文学奖。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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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任编辑:李雪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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